梁启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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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
     这段文字是摘录的梁启超的简介，但提起他的名字，相信很多人第一反映就是那篇高中课本中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
     当初读这段时很有主席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感觉。在当时也记住了“饮冰室”这个名字。很长时间以后，才突然知道原来“饮冰室”就在天津，现在开辟为——梁启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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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简介：
     梁启超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他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同时还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大学者和教育家。他一生忧国忧民，坚持维新救国，主张政治经济改革，为中国的富强而不断探索，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晚年，他定居天津，在他的“饮冰室书斋”完成了学术巨著《饮冰室合集》。
     现在“饮冰室书斋”开辟为梁启超纪今馆。该馆全面展示了梁启超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一生，展示了他作为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中国控史上的地位及贡献。
     地址：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48号
     （部分资料及图片由 梁启超纪念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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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传略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署饮冰子、饮冰室主人、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梁启超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次年访康有为，被这为今文经学大师所折服，于是依毅然退出学海堂，从学康三年，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戊戌政变后，出亡日本，广读西书。1902年创《新民丛报》。
     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
     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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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国说
             （一九○○年二月十日）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候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头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渐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
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余州之国土，凛凛四百余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诺，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过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
作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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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1873～1929)
　                  　（季镇淮）
    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　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见彩图梁启超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起信论考证》、《梁任公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 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①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②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③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还写了大量杂文。这些杂文，内容形式多种多样,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①《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②《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③《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 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①《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③《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④《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参考书目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3。

天津健身

                           梁启超与西学
                               叶兰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研究西学蔚为风气。毛泽东同志概括当时的情况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以探索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为己任。梁启超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鼓吹、介绍西学，不遗余力；而且，有过广泛、深刻的影响。^^１梁启超，字卓如，广东新会人，生于１８７３年。他自幼勤学，少年登第，一帆风顺。这个时期，他的思想有如一泓清水那么明净。中秀才以前，他“舍帖括以外无所谓学”，十三岁入广州学海堂读书，潜心词章训诂，典章制度，则“不知天地间于词章训诂之外，更有所谓学。”（《三十自述》）梁启超在中举的第二年，即１８９０年，接触了西学，思想荡起了涟漪。这年春天，他去北京会试，下第。回家路过上海，买得《瀛寰志略》和上海制造局译的一些西书。《瀛寰志略》是徐继畲编著、１８４９年刊行的一部地理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三十自述》）。不用说，那些译书，更启迪了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视野。他回到广州，仍就读学海堂。可是，前不久他还兴趣盎然的训诂词章，现在已经不能满足了。他渴求一些新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是传统的经典和词章中能读到的；他隐隐约约地觉着接触到的那些西学中才富有。也就在这时，学海堂的同学陈千秋邀他去拜谒在广州讲学的奇士康有为。他们一去就被康有为的思想震动了。梁启超后来回忆谒见的情景：“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康有为用什么来“摧陷廓清”梁启超满脑子的“旧学”呢？他没有明说。但可以肯定，这里主要的是与“旧学”相对的新学，即西学。因为康有为在两年前，即１８８８年，就曾向皇帝上了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而且，这次谈话的第二天，梁启超、陈千秋再去请教求学之方时，他指示主要是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史学和西学。在这里，西学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梁启超成为康门弟子，在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学习了四年。在万木草堂的业课中，《春秋公羊传》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今经文学典籍固然重要，而许多西学也是必读的，其中包括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容闳、严复译的社会科学和外国传教士傅兰雅、李提摩太译的历史著作等。
梁启超不但在这里读到了当时译出的西书，而且还从老师康有为学习了运用西学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和政治。１８８４年，康有为已经写出了著名的《大同书》初稿《人类公理》。它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和极端的不平等制度，并提出了破国界、去产界的大同理想。这在当时，当然是爆炸性的著作。无怪康有为秘不示人，只给了梁启超、陈千秋等少数学生阅读。梁启超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益。
^^２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之战，清廷失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十八省的举人“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梁启超从此走向社会，热情地鼓吹西学。这年８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创办了《万国公报》，三个月后改名《中外纪闻》。梁启超和麦孟华任编辑。它的内容分“上谕”、“外电”、“译报”、“各报选录”和“评论”。每期用大量篇幅报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世界各国的“新政”，以资借鉴。很明显，它是以向西方寻求真理，鼓吹维新变法为目的的。《中外纪闻》对西学的鼓动宣传，也确实使得不少官绅“渐知新法之益”。如果说，梁启超通过《中外纪闻》鼓吹西学和维新变法，还只限于一部分官绅的范围，而且刊登的文字也多是报道，就事论事，影响还不很广泛深入；那么，１８９６年８月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对西学的宣传就比较系统，而且，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也渗透在梁启超的政论中，那影响就及于全国知识分子中了。
梁启超在《时务报》第一册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宣称“报之例”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披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时务报》评述国际形势、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文章约占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报馆还设有译员，专任译事。梁启超从第一册起，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这组文章的要旨是废科举、兴学校。学校以西方资产阶级的为模式，而教学内容也主要是西学。还有三篇文章论及译书，文中大声疾呼：介绍西学刻不容缓。
中国翻译西书，如果从明代利玛窦、徐光启等人算起，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三十年间，总计江南制造局和同文馆所译的书，以及其它散译的书，约有三百种。梁启超加以选择，列为《西学书目表》，刊布于《时务报》第八册，向读者推荐。他把这些书分为三类：一是“学”，即“西学诸书”，就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二是“政”，即“西政诸书”，大体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三是“教”，即不好归类的杂著。他在《西学书目表序例》中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多读西书为功。”把读西书，向西方学习看得这么重要，这是稚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强烈愿望。当时，译出的西书大都是主持译事者照自己的需要选译的。例如江南制造总局为镇压捻军的需要，选译的就不少是制造炮、船诸书；传教士为了便于传教，扩大影响，所译的又以医书为多；而梁启超等维新派向西方学习，宣传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更需要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他在《序例》中慨叹：“唯西政各籍，译者寥寥。官制、学制、农政诸门，竞无完帙。”１８９６年，他替礼部尚书李端棻拟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又指出，江南制造局、同文馆等处择译之书“详于术艺而略于政事，于彼中治国之本末，时局之变迁，言之未尽”。提出“今请于京师设大译书馆，广集西书之言政治者，论时局者，……及新法新学近年所增者，分类译出”。他们把翻译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当着头等大事来抓。梁启超宣传西学，利用报刊之外，还做了两件大事：
一是编辑了一套《西政丛书》，１８９７年６月，由慎记书庄出版。这套丛书分史志、官制、学制、公法、农政、商政、兵政八种，实践了他代李端棻所拟奏折提出的计划。这套书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变革、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学校制度等，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良运动。
二是创办大同译书局。这是１８９７年秋冬间由维新派人士集资在上海开办的。梁启超写的《大同译书局叙例》头一条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事，及将变未变之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很显然，译西书是为维新变法服务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期间，总理衙门在《改译书局为译书官局折》提出，将大同译书局改为官督商办，每月拨给译书经费银二千两。光绪批准了这一请求，并派梁启超以六品卿衔主其事。于是梁启超一则向日本东京订购美国学堂初级教科书数十种，一则准备亲赴上海选择西文书籍，延聘西人翻译。正当梁启超兴冲冲地实现他译西书、绍介西学的理想的时候，砰然一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反扑过来，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成为逋客，逃亡日本。
^^３戊戌变法以前，梁启超对于西学，更多地还是用于指导维新派的政治实践。他的政论和奏章常常浸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方案。他很少写专门文章探讨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逃亡日本后，他主编的《清议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这时，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在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３年的三年间，连续写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卢梭学案》（以上１９０１年）、《近世文明初祖倍根之学记》、《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以上１９０２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知伦理之学说》（以上１９０３年）等文，对诸家的学术思想进行探讨。这组文章论述的，只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其他诸家，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上都起过巨大作用。
梁启超写这些学案，不是客观主义地加以介绍，而常常是结合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维新变法的要求，或夹议夹叙，或加按语评论。他在这些文章中主要宣传下面要点：
第一，奋起图存。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瓜分危机迫于眉睫。梁启超虽流亡国外，对祖国的存亡仍忧心如焚。他介绍达尔文的学说，开篇就点明意旨：“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国民知近世思想变迁之根由，又知此学术不能但视为博物家一科之学；而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而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凡含生负气之伦，皆不可不战兢愓厉而求所以适存于今日之道云尔。”使中国“适存于今日之道”是什么？自然就是维新变法，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使国家臻于富强。第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这是梁启超宣传上述思想家用力最大的课题。有些思想家的主要成就是哲学，但梁启超的介绍仍侧重于政治思想。亚里斯多德为奴隶时代思想家，梁启超着重介绍他的“区别政体”，即政权“或在一人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为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政体。梁启超认为，三种政体，实则为君主、民主两种；不过，君主政体又可区别为专制、立宪两子目。立宪政体即君民共主，那是“过渡时代最妙之法门”。无须点题，人们就知道梁启超鼓吹的还是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他介绍了孟德斯鸠提倡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说；而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和法律思想论述尤详。他认为，“医今日之中国，必先使人人知有权，人人知有自由然后可。民约论正今日中国独一无二之良药也。”（《答某君问法国禁止自由民权之说》）他介绍了卢梭关于法律的界说：“法律者以广博之意欲与广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无论其人属于何等人而决不足以成法律。”然后指出，“试一观我中国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数人所决定者，何一非仅关系一人或数人之利害者。以此勘之，则谓吾中国数千年来未尝有法律，非过言也。”这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的法律，否定封建的法律，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否定封建专制。第三，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他详细地介绍了康德的哲学思想，称康德为“近世第一大哲”。他对培根和笛卡儿也备加赞扬，尊他们为“近世文明之初祖”。他认为培根的科学实验和归纳法“一洗以前空想臆度之旧习”。他认为笛卡儿“凡学当以怀疑为首”的思想方法“实为千年学界当头棒喝，而放一大光明”。梁启超宣扬实验主义和怀疑论不是偶然的。在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统治了两千多年，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浑浑噩噩；而封建的祖宗成法也代代相传，不容丝毫更改。西方实验的观点，怀疑的观点，自然有利于解放思想，打破陈腐观念。总之，梁启超对西方的社会科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和介绍，甚至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尽管是歪曲了的）。他的思想也闪现出民主主义的异彩，但倏地就熄灭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崛起，梁启超在政治上走向了下坡。而当马克思主义以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中国以后，梁启超虽还写点介绍西学的文章，但已经没有了任何积极意义，那声音也就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了。

午夜阳光

这是我一直想去而又一直没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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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从纪念馆门前照了几张照片
这是纪念馆的大门的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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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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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纪念馆由两部分组成
这是右侧的梁启超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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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位于左侧的饮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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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冰室门上的匾额